提起此人，人人皆晓，处处闻名。他姓差，名不多，是各省各县各村人氏。你一定见过他，一定听过别人谈起他。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挂在大家的口头，因为他是中国全国人的代表。 差不多先生的相貌和你和我都差不多。他有一双眼睛，但看的不很清楚；有两只耳朵，但听的不很分明；有鼻子和嘴，但他对于气味和口味都不很讲究。他的脑子也不小，但他的记性却不很精明，他的思想也不很细密。

他常常说:“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 他小的时候，他妈叫他去买红糖，他买了白糖回来。他妈骂他，他摇摇头说:“红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

他在学堂的时候，先生问他:“直隶省的西边是哪一省？” 他说是陕西。先生说，“错了。是山西，不是陕西。”他说:“陕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

后来他在一个钱铺里做伙计；他也会写，也会算，只是总不会精细。十字常常写成千字，千字常常写成十字。掌柜的生气了，常常骂他。他只是笑嘻嘻地赔小心道:“千字比十 字只多一小撇，不是差不多吗？”

有一天，他为了一件要紧的事，要搭火车到上海去。他从从容容地走到火车站，迟了两分钟，火车已开走了。他白瞪着眼，望着远远的火车上的煤烟，摇摇头道:“只好明天再走了，今天走同明天走，也还差不多。可是火车公司未免太认真了。八点三十分开，同八点三十二分开，不是差不多吗？”

他一面说，一面慢慢地走回家，心里总不明白为什么火车不肯等他两分钟。

有一天，他忽然得了急病，赶快叫家人去请东街的汪医生。那家人急急忙忙地跑去，一时寻不着东街的汪大夫，却把西街牛医王大夫请来了。差不多先生病在床上，知道寻错了人；但病急了，身上痛苦，心里焦急，等不得了，心里想道:“好在王大夫同汪大夫也差不多，让他试试看罢。”于是这位牛医王大夫走近床前，用医牛的法子给差不多先生治玻不上一点钟，差不多先生就一命呜呼了。

差不多先生差不多要死的时候，一口气断断续续地说道:“活人同死人也差……差……差不多，……凡事只要……差……差……不多……就……好了，……何……何……必……太……太认真呢？”他说完了这句格言，方才绝气了。

他死后，大家都很称赞差不多先生样样事情看得破，想得通；大家都说他一生不肯认真，不肯算帐，不肯计较，真是一位有德行的人。于是大家给他取个死后的法号，叫他做圆通大师。

他的名誉越传越远，越久越大。无数无数的人都学他的榜样。于是人人都成了一个差不多先生。——然而中国从此就成为一个懒人国了。

胡适发表于《申报》1924年6月28日

专制性和奴性。鲁迅曾借用“羊样的凶兽，凶兽样的羊”来形容国民的这一劣根性。专制者和奴才的逆反对应性格，可以同时并存于一个人的身上，这是长期并存的专制主义制度的影响和长期渗透的结果。鲁迅对此作了形象的描绘:皇帝压迫大臣，大臣压迫属下官员，下层官员压迫百姓，生活在最下层的男人还在家庭中压迫妇女和儿童。这是专制性的一面。而这些专制者对其“上峰”则又带有“奴性”。“在黄金时代没有到来之前，人都有这种特性。”“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坟·灯下漫笔》）鲁迅对这一劣根性的社会基础作了深刻的分析:在中国的小农经济土壤中萌生的宗法社会形成为等级特权结构筑建成专制主义政治制度，而正统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又反晨和大大强固了这样的秩序，在这种庞大的文化氛围的笼罩之下，奴性和专制性混发而成的气质就成了中国国民性痼疾中的核心。在这一劣根性之下，又派生出:

——卑怯、懒惰和贪婪。因为一面是奴才，缺乏独立和自主的意识，所以一切事情都得看上峰的颜色行事，从而养成了卑怯和懒惰的性格。于是各自想着鼻子底下一点小小的利益，过着苟且偷生的日子。也因为另一面又是专制者，具有攫取别人的权力，在卑怯和懒惰的习性之间又养成了贪婪的习性。因此，又派生出一种性格:

——巧滑。这是建立在自私自利基础上的圆机活法。如对皇帝“不必会做事，只要会磕头”；对对手“压不下去，则捧起来”。在名与利之间，奉行“道士哲学”——既得好名，又无和尚与尼姑的苦修。

瞒和骗。“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坟·论睁了眼看》）——因为在这等级特权的社会结构中，人人都按照自己值得羡慕或者十分可怜的位置一心一意谋取自己的私利。这样极端虚伪的社会实践就不能说真话，因而，以完全相反或倒置的形式出现，这就必然会产生虚伪的瞒和骗。由此，派生出:

——爱面子。面子是装饰瞒和骗这种国民性的华衮，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鲁迅揭示了中国人爱面子的特点:在自己的社会交往和社会生活中只要保持了表层的面子就自以为荣耀，至于在面子背后的深层内涵中不管遭受多大的屈辱都是次要的。这实则是一种不要脸的行径。由此，又派生出:

——做戏和无特操。鲁迅认为，中国的做戏者很难有下台的时候。大家本人看作一切事无非都是戏。所谓无特操，就是善于变化，毫无信仰。鲁迅愤怒地揭示: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要寻虚无党，在中国实在很不少……”他们什么都不信，但是他们“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这叫做“做戏的虚无党”。（《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

中庸之道。儒家视之为最高的道德标准。鲁迅通过对“叭儿狗”的形象的描绘，揭示了这种劣根性:叭儿狗“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唯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苟活于专制主义等级特权的社会结构之，中庸主义的态度十分有利于中国人敷衍生活下去，因而形成了中国人极爱“中庸”的特点。“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但鲁迅又深刻地指出，从人性的本质来说，中国人是并不中庸的。“中庸”的人生态度是强迫出来的，或者说是为了适应于在畸形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下去的需要。

精神胜利法。具体表现为自轻自贱，欺弱怕强，以幻想的胜利安慰自己，以自欺欺人的心态处世。这种“精神胜利法”集中体现在《阿Q正传》中。这种精神胜利法是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和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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